最近，在一位朋友热心推荐下，我这个极少看贺岁片的落伍者，终于也看了火遍神州的《你好，李焕英》。我的感觉是：其内容因日常而亲切，其风格因平实而清新；有些场景，令人鼻酸动容。

关于此片的红火，人们多归之于故事真实、情感“真诚”。不错，“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贾玲借助意识流时空穿越，给记忆中的中年母亲，幻化出一个青春时代的花季少女，表达了对其保护、尊重的感恩之情。那爱恋、感激、怀念、愧疚、遗憾、酸楚，无不真诚动人。唯其真诚，观众原谅乃至忽略了喜剧和悲剧的游离，技法的生硬，和表演的稚嫩。贾玲最大的遗憾，是未能让母亲看到她的成功。这个影片，也许就是告慰。不过，我还是希望她说：她因给观众带来快乐而快乐。这不也正是李焕英生前的心愿吗？成功，并不等于走红、出人头地。培根说：“天性与职业正好相符的人会很幸福。”（《论人之天性》）贾玲不仅快乐，也很幸福。

但如果这个故事仅仅是贾玲个人的特殊经历与情感，无论多么真诚，也不可能感动这么多人。众所周知，电影是最大众化的艺术样式。举凡受众普遍的电影，定是与大众心理产生共振。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故事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世上只有妈妈好》，和大陆电视连续剧《渴望》在海峡两岸的轰动。正是伦理亲情和道德呼唤，拨动了两岸同胞的隐秘心弦。谢晋导演的电影受欢迎，也与以情动人有关。

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有“道始于情”“、”礼生于情“、”“”礼因人之情而为之“等语；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伦理推重家人之情”（《中国文化要义》）；新儒学重镇钱穆先生认为“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论语要略》）；当代学者李泽厚晚年将其哲学定位为“情本体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纲要》）。凡此均证明，推重伦理亲情是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心理。也许这才是贾玲电影走红的根本原因吧？

那么，为何内容相差无几的2016年同名小品未能引起轰动呢? 这又与艺术样式、表演场景和观众心理有关。小品是《喜剧总动员》一季一期的节目。内容因有悲剧因素而非纯粹喜剧；而舞台却给予了喜剧限定；观众也只期待着笑声，故而难以产生共鸣；观众也远少于贺岁片人数。而贺岁片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其中的喜剧笑点，带来年末岁尾的轻松；因疫情有家难回的人们，获得了思亲的寄托；为人父母和为人子女者，皆能有所触动。较之母子关系，母女之情更易动人。贾玲的好人缘，其它贺岁片的弱势，也是原因。

观众笑了，也哭了，哭过之后呢？是否因此就一定能“常回家看看”了呢？

两千年前的《孔子家语·致思》记载：有皋鱼者，因“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导致“子欲养而亲不待”，因愧悔“立槁而死” ；在孔夫子告诫下“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故事是否真实，十三人结局如何，均不得而知；但多数弟子，确实仍从夫子学习、“游诸侯”。眼睛看到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提醒我们：切莫对此抱有过高期待。

西哲黑格尔曾指出：“总的说来，子女之爱父母，不及父母之爱子女，这是因为子女正迎着独立自主前进”（《法哲学原理》）。蒙太涅也曾指出：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本能，而“孩子对父辈的爱，就没有这么巨大”（《散文集》）。中国则有“忠孝难以两全”之叹。可见，这是一种普世性的伦理缺憾。道德理想，终归敌不过生存法则。这里不妨借引艾略特的诗句——“眼睛的生命力更长/ 比泪水的生命力更长/ 眼睛在嘲弄着我们”（《我最后看到充满泪水的眼睛》）。母爱的强势，既有利种族延续，也有助幼弱成长、发展和社会竞争，从而推进社会发展。子女与其子女，也会重演等差之爱，达至代际公平。生存与温情的矛盾，只能通过社会实践的不断完善，历史性地加以解决，而不可能理想化地终极解决。

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希望为人子女者能记住“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警醒，以明来路，知回归，不忘本根，对父母“尽其所能地加以回报”（柏拉图《法律》）。这不仅给赡养父母法定义务奠定道德根基，尽量少留人生遗憾，还能孕育出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让泪水荡涤人际冷漠，培植应有的敬畏与温情。

（刊载《泰山晚报》2021年3月1日A13版，与原稿略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