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关于“平等”尤其是关于经济“平等”的讨论热络起来。笔者作为一个社科、人文爱好者，也想弄明白何谓“平等”、“不平等”，为此读了几本西方学者论平等的书，包括热门的《21世纪资本论》（中信，2014）、《皮凯蒂之后》（中信，2022）；论述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著作，读了张国顺《马克思主义平等哲学的历史叙事及其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平等理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老实说，我得到的只有疑问和困惑。

众所周知，“平等”是与“自由”、“博爱”三位一体的西方启蒙主义口号，对其资本主义性质及虚伪性的批判，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人都耳熟能详。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1873），一位资产阶级法学家詹姆斯•斯蒂芬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对三个口号也曾予以痛批（《自由•平等•博爱：一位法学家对约翰•密尔的批判》，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虽然各类辞书、百科全书都列有“平等”词条，却因需涵盖经济、政治、法律不同对象，释义便不得不高度抽象，也难取得共识；尤其是关于经济平等，更是聚讼纷纭。张国顺著作就曾引德沃金语：“平等是个有争议的概念：赞扬或贬低它的人，对于他们赞扬或贬低的究竟是什么，意见并不一致。”（Kindle版本477）詹姆斯·斯蒂芬著作则批评：“平等”概念是三个启蒙口号中“最有声势，同时也最模糊的概念”，“很难归纳成确定的形式加以讨论”（P153），“‘平等’这个词的含义十分空泛而含糊，本身几乎没有意义”（p161）。罗斯福大学教授斯图亚特·D·沃纳在该著序言中，嘲讽三大口号“如同雾中花，镜中月”（P17）。这也正是笔者的感觉。既然弄不清平等“究竟是什么”，那么不平等也就很难说清。

张国顺著作在《导论》中抱怨：“到目前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仍然没有将平等问题包含。”愚以为，这并不难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已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这一“纯粹观念”，它“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反杜林论》）。从马克思时代，直到目前，世界上还没出现一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但马克思精确预言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不平等，虽然“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平等的王国，这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这一旧口号为根据的片面的法国人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论道德》，人民出版社，2011，P232）。

思想史证明，重大社会理论总是产生于经验成熟的地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此也仍在探索之中，迄无成熟理论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缺乏“平等”内容，无疑是实事求是学风。

“平等”含义虽然模糊不清，但自古迄今对此的讨论却史不绝书，表明确实存在一种人们渴望的社会理想，并非真如“雾中花”般虚幻。笔者有个很冒昧的设想，能否跳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框架，从社会心理学角度予以探索呢? 可否将“平等”界定为社会多数群体对权利差异的心理承受度呢？如果可以承受，可视为平等，否则就是不平等。“平等”的倡导者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也曾说及“强烈的情感、清楚的知觉使人们以类似于直觉的速度和确定性想到‘平等’一词”（《自由·平等·博爱》155页引），暗示了“平等”的直觉心理性。平等既然是一种心理感受，就必然表现出不稳定性，难以标准量化。大多数人都有种本能的自利倾向。伦理学家何怀宏先生在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中就指出过：要求平等和不平等，常常变现在一个人或一批人身上——当觉得自己的待遇不如别人时，就要求平等；而当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比别人优越时，就又反对平等。

这种心理承受性，实为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均衡，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文化传统、国民素质、政府治理能力多方制约。因而是一种动态平衡，并无标准数值。但西方经济学界却惯于将经济平等具体化、数量化，诸如基尼系数之类，恐怕就过于简单、机械。恩格斯曾这样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过分关注平等细节：“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P724）这种动态平衡，主要体现为效率和公平、资方和劳方的平衡。投资是否积极，消费是否旺盛，社会是否稳定，均是观察平等与否的社会征兆。一旦发现问题，政府就需从政策上做误差调整。在这方面，我国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也已取得显著实效。

毫无疑问，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但对有着几千年小生产传统的我国来说，恐怕要警惕脱离生产力、生产方式，专注于财富分配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马克思曾痛斥这种平均主义是“粗陋的共产主义”，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如何兼顾公平、效率、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协调各利益群体利益关系，是政府、学界、公众需要共同探索的重大社会课题。

对存在的终极追问——读思录之四

世界为何存在？

作者 [美]吉姆•霍尔特（哲学家、作家、评论家）

高天羽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学术访谈录。作者走访了多位哲学家、科学家和神学家，对“世界为何存在”这一问题，作了坦诚学术交流。中国人很可能视此为“吃饱了撑的”无聊之问。而西方学者却视之为最“黑暗”、最“伟大”，可把人“心智撕裂”的“终极之问”。

这大约与西人思维方式有关。他们讲究“充足理由律”，喜欢追根究底，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此书认为，思考这一问题“我们才可能有理性的眼光来看待存在的价值”，关系到人的存在是否有意义。

从访谈来看，对“终极之问”的回答五花八门。本书概括为三个阵营：乐观派认为，世界存在必有原因，人类有可能找到它；悲观派认为，我们不可能确切了解它；全盘否定派认为，世界存在不可能有原因，问题本身无意义，是个伪问题。具体回答也多种多样。神学家认为，是上帝自由选择创造了世界，动机是他无限的善；量子宇宙学家提出“大爆炸”说，认为宇宙是通过量子涨落从虚空中随机产生；有哲学家认为，世界存在是“原初事实”，“宇宙反正就是存在，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罗素），“世界本身就是它自身存在的原因” （斯宾诺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