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权力监督失灵的悲剧——我看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
2025-11-17 11: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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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自2021年8月上旬在大陆开播以来,大众关注度持续升温。剧情根据中央政法委筛选案例改编的现实针对性,与民众政治期待的高度契合,满溢以往“娘炮”影视匮乏的阳刚气,以及波谲云诡的悬拟性等等,都是此剧走红的因素。

有评论将它与2017年热播的反腐剧《以人民的名义》相提并论。如果说《以人民的名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共18大以后反腐打虎、从严治党成就的文艺呈现,那么《扫黑风暴》则可视为19大以后扫黑除恶阶段性胜利的艺术展示。2021年3月29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结表彰大会已在北京召开。电视剧是否意味着“扫黑风暴”告一段落,斗争将转入常态化呢?

有传媒评论称:该剧彰显了“正义必胜的信念”、“正义或可能迟到,但终将不会缺席”。电视剧和此类话语或许能增强人们的信心和勇气。但现实受害者却更希望正义尽快兑现,而不是“终将”的期盼。剧中众多苦主14年才得沉冤昭雪,确实等得太久了。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是否有必要痛定思痛,做些深度思考,以总结经验教训,使常态化反腐打黑更有成效呢?

剧作由两条主线交织推进,抽丝剥笋般地逐步揭开真相:一是围绕伊河新村开发而展开的合法获益与非法牟利的冲突;二是围绕流氓犯罪而展开的惩治犯罪与庇护犯罪的斗争。两种犯罪又都指向长藤资本老总高明远,两线合二为一。

第一条线索表明,私人资本主宰了伊河新村开发,政治权力已沦为资本工具。

被称为“绿藤地下组织部部长”的长藤资本老总高明远,指使市建委开发科科长董耀,将检举逃犯高赫、坚持原则的质检员麦自立迷倒、打死、掩埋;为了掩盖罪证,又将新帅集团老总马帅毒死;最后将准备向督导组投诉的麦自立妻子杀害掩埋。为霸占伊河新村开发权,利用市长两次召开市政会议,以牵线搭桥名义施压新帅执行总裁李成阳;威逼董耀假自首,诬陷李成阳,乘机抢占开发权。多年来,地方政府热衷土地财政和房产开发,从而给政、商两界勾结提供了机会。而政企分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本应是地方政府遵循的施政原则。手握资源大权的官员,一旦直接介入交易过程,甚至偏袒交易一方,就很容易被腐蚀拉拢,导致官匪勾结,狼狈为奸。城市强拆和农村非法占地等案件,也大都与此有关。凡是黑恶势力猖獗之处,无不是保护伞纵容所致。所以,督导组扫黑的任务重点,乃是揪出保护伞。而全能政府功能遗留,经济绩效考核压力,贪腐门槛过低,以及花花世界的物欲诱惑,要让官员记住这一教训并非易事。

第二条线索昭示,司法体系溃烂,是黑恶势力猖狂的必要条件。多年前,高明远将女友贺芸交给省委贪官王政性侵,生下高赫。16年前高赫因强奸杀人被判死刑。却在高明远策划下,经警察局副局长贺芸,以及高院吴天德、审判庭陈波和监狱管理者运作,被多次减刑、伪造劳教表现而提前出狱,整容改名后继续为非作歹。在这一过程中,破案警察林汉被害,李成阳遭诬陷免职,徐英子姐弟俩含冤而死。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竟然成为保护犯罪分子的屏障。据2021年8月30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披露,截至7月31日,全国处理处分违纪违法政法干警178431人,19847名干警主动投案,立案审查调查49163人,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移送司法机关1562人(澎湃新闻官方账号8月31日)。由此可见政法领域问题的严重性。

官商勾结和司法溃烂,又均源于监督制约机制失灵。历史证明,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极易腐败。在电视剧中,一个小科长谋财害命,却能步步高升;警察林汉、李成阳师徒为破案横遭迫害,均有违行政、法律程序,竟然一路绿灯。这说明绿藤市行政、司法监督制约机制已形同虚设。而电视剧却对此毫无反映,这是剧作者的一个认识盲点。

古代中国高度分散的小生产方式,社会自治能力薄弱,需要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与此相关,对官员的监督也多是高位监督,缺乏横向监督和下位监督。诸如监察御史、巡按御史、钦差大臣以及微服私访一类监察,由于君王掣肘,上下信息不对称,效果往往欠佳,而且社会成本很高;谁来监督监督者,也是一个难题。鉴于大国复杂国情和传统路径依赖,新中国监督机制也基本是上位监督,中央派出督导组、巡视组,乃是带有民族特色的最新形式。但也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问题,代理人监督问题。在电视剧里,究竟省市党政机关,甚至临时组合的督导组内,哪些人可能是保护伞和内奸,哪些人可以依靠,督导组均心中无数。这正是骆山河、何勇等人查案过程中阻力重重、经常被动的重要原因。地方监督、法律机制的失灵,也是各地群众越级上访、进京告状、地方政府派员截访的重要原因。乃至出现温家宝总理(2003年)和李克强总理(2017年)替农民工讨要薪酬的轰动新闻。地方监督的不作为,甚至殃及对中央的信任。《扫黑风暴》中遭房屋强拆的许多苦主,向市、省有关部门投诉,十多年不得处理,以致对中央督导组调查人员都失去信任。

为求政治统一和施政高效,中国拒绝西方分权制衡式监督,而采取权力内部分工协作式监督。这虽然避免了政治对抗与分裂,却又容易陷入自我监督低效困境。为此,除强化官员教育、自律外,尤需加强舆论和民众外部监督。否则,就很难走出自我监督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司法、检察机关都要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而人民代表大会则要受人民监督。可见人民群众是最根本、权威的监督者,人民监督也是权力自我监督的动力和基础。但这一条款,并未在组织和法律程序上夯实,很难真正实施。人民的监督权,必须以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等民主权利作为前提,需要做整体制度设计。否则,宪法第二条规定的“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就会落空。电视剧中绿藤市发生多起违规占地案件,烂尾楼矗立街头,广大市民却敢怒不敢言,抗争者则惨遭迫害,甚至群众不敢向中央督导组举报黑恶犯罪,哪还有人民权力!这虽然是对部分地区黑恶霸凌的一种集中艺术表达,却也绝非稀有个案,而带有一定普遍性。

古代小生产者的脆弱性,养成了民众对政府权威的高度依赖,官员被尊称为“父母官”,为民伸冤的官吏被称为“清官大老爷”,却缺乏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意识。新中国在相当长时段,实行带有全能性、吃喝拉撒都管的单位制;改革后虽将部分服务功能剥离,群众的依赖意识仍然很强,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意识依然薄弱,人民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差。很少有人关注并争取《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公民“批评”、“控告”、“检举”权利。电视剧热播后,观众评论除笼统肯定其“大尺度”、“多痛点”外,多注目于盗版、情节、细节、演技一类问题,却并不关注监督机制问题,思考黑恶势力猖獗的社会根源。

《宪法》序言要求:全国各族人民都“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可见履行监督权,不仅是公民权利,也是公民义务与职责。人民群众监督意识淡薄,反过来又会削弱政府增强、改善监督机制的动力与压力。因此,党政部门和新闻媒体,有责任教育、引导群众,唤起民众维权、监督自觉,并提供法律保障,支持、鼓励人民监督。在《扫黑风暴》中,何勇与李成阳紧密合作乃是侦破陈年旧案的关键。这似乎喻示了人民监督与权力自我监督默契、合作的必要性。只有人民群众中涌现更多如李成阳这样高度自觉、百折不挠、勇于和善于监督的群众,人民监督才真正富有成效。让人民强大起来,增强社会自治力,避免过度依赖中央,才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

政治史证明,舆论监督对防止官员滥权、腐败具有重大作用。但由于中国正规传媒均由政府主导,自媒体也受权力极大约束,又缺乏明晰法律界限,舆论监督阻力重重,近年网络监督则过于随意与无序。根本大法《宪法》对此并无涉及,也无另外专门立法;谁来仲裁舆论监督冲突,能否进入诉讼程序,均不明确,只能由长官随意做政治决断。中央只在2005年3月印发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从六个方面分别提出对政府、媒体、群众进行舆论监督的工作意见。《意见》强调了“媒体舆论监督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促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作用”,以及“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服务大局”的原则;虽然把“揭露和批评失职渎职、滥用权力、消极腐败等行为”作为监督重点之一,却没有规定相应组织、法律保障;同时又强调了“广大新闻工作者要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重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还特别肯定“省级以上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记者”的监督权。以此要求,电视剧中绿藤市级媒体似无监督权。但记者黄希不得不化妆冒险暗访,意欲曝光黑恶犯罪,媒体领导被免职,黄希被迫辞职,恐怕并非单纯受制于监督权限,而是触犯了权势者利益。民众投书传媒,记者采访报道,是人民群众实施监督的最便利途径。此路不畅,人民监督必然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绿藤市的政治悲剧,乃是地方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失灵的必然结果。加强地方监督,既可防患于未然,也可减轻中央监督压力,节约施政成本,保护地方干部。而一味强化高层监督,轻视地方监督,必定事倍功半。上级、平级、下级严格的权力自我监督,包括舆论监督、人民监督在内的外部监督,以及党纪、国法、政德教育,上下、内外呼应,形成社会合力,才能构筑严防、打击腐败、和黑恶势力的铜墙铁壁。尽管2018年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权力监督的制度化和法治化也不过刚刚起步,还应尽快制定新闻法、舆论监督法,使所有监督及其纠纷都有法可依。强化地方和民众法治化监督,应该是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上是我观看《扫黑风暴》电视剧获得的一个重要启示。

当然,理想、宣言和法条的应然原则,与现实状况永远有距离;不应指望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争取逐步缩小差距。正如格尔哈特•伦斯基《权力与特权》所说:“权力将决定社会层面上几乎所有剩余产品的分配”。推而论之,权力也将决定公平正义的分配。只要所有权力未能真正属于人民,就会出现邪恶吞噬正义。何况,还有人性的贪婪,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的历史惰性力,均需官员和民众高度重视并自警自励。因此,争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斗争,必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需要付出持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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