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出智慧的书很多，震撼心灵的书极少。《傅雷家书》就是一部能让人心灵净化，使精神升华的好书。它的落脚点，乃是守护、扶助儿子，知民族荣辱、艺术尊严，成为“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它曾引发我做人、做事、治学等方面的深刻反省，并成为经常翻阅的枕边书，也是一部常读常新，值得不断重温的经典。

在越来越多的人践行玩世不恭人生哲学的当今时代，《家书》所呈现的严肃人生态度，不啻为一剂救治良药。“做人第一”、“学问第一”、“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是傅雷坚定奉行的人生哲学。 1954年12月27日函认为：艺人在“没成为某某家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他屡次提醒聪儿，要堂堂正正做人，决不“奔走于权贵之门”；为了人格独立，在经济上应精打细算，有所储备；能够甘于淡泊，过“清贫”生活；要待人以诚，宽人严己，谦恭守礼；做事有计划，珍惜时间；对人事事有交代。要求傅聪“在举动、态度、礼貌各方面吸收别人的长处”，甚至对在长者前的站姿，就餐时手的摆放等生活细节，也不放过。

他还提醒傅聪，不要“不关心大局”、“与社会脱节”，须多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他认为：年轻人“对人类命运的不公与悲苦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此而闷闷不乐却愚不可及，无此必要”。应该“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而 “忧时忧国”；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而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多想想人生问题，宇宙问题，把个人看得渺小一些”，就会“减少患得患失之心”；多想想同胞“所受的威胁，所做的牺牲”，就可把“个人的烦闷，小小的感情上的苦恼”割舍干净。

傅雷视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为“最美”、“最上乘”的人生哲学、生活艺术。鉴于青年容易感情冲动，他要求傅聪“平衡身心，平衡理智与感情”； 规劝儿子，把感情创伤“当做心灵的灰烬看”，“像对着古战场一般的存着凭吊的心怀”， 在“回想中和想象中”过感情生活，不必“铭心刻骨”地折磨自己。认为择偶应考察“性情、品德、品格、思想”等多种因素，“热情是一朵美丽的火花”、“无奈不能持久”，“世界上很少如火如荼的情人能成为美满的、白头偕老的夫妇”。青年人婚后，须经一段磨合，加深相互了解，多些克制、宽恕，“相忍相让”，建立一种“夫妇相敬如宾”、“平静、含蓄、温和”的“知己朋友的关系”。

《家书》还表现出傅雷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中西文化各自利弊得失的体验，超过许多比较文学家。他深刻指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彻底消化的人，文化遗产决不会变成包袱，反而养成无所不包的胸襟”。对那种“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中国人人格境界，感到由衷“自豪”。1955年5月11日函和1961年2月5日函，对中西文明的评判、比较，都极为剀切、深彻，令人茅塞顿开。尽管傅雷深知，东西方文化鸿沟只有“极少数人方能体会”，他还是致力于“从化字出发”，探究将“东方的智慧、明哲、超脱”与西方的“活力、热情、大无畏”相融合的“新文化”。

《家书》所论及的许多艺术、学术原则，均令知识人警醒。诸如强调不为政治、权势、金钱所左右，保持自由精神、独立思考的“艺术尊严”；视艺术为生命、勤奋而又谦恭的“艺术忠诚”，等等。他教诲傅雷：“个人弄艺术非真实、忠诚不可”；应该努力“保卫艺术的纯洁与清新”；蔑弃对艺术“缺乏信心、热诚，仅仅作为维持自己得名利的工具”。对艺术问题，他总是追根究底、多闻阙疑。对“中国音乐不发达的原因”，他就“想过数十年，不得结论”，1964年4月23日函仍然一连串划出了十几个问号，期待人们作出不装模作样的回答。当今学者、艺人，已大多成为专业化的奴隶。而傅雷，却力主并实践一种“灵性”与“理论”相结合，“不拘泥，不迂腐，不酸，不八股”的“通”识教养。

傅雷在对后辈从严要求与平等对待、做长辈与做朋友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对我们处理父子、师生关系或不无启迪。我在与同学们的交往、交流中，就深感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