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本书为2025年5月拙作打印本《中西文化管窥》的增订本。收文撤出两篇，书信移入附录，另补4篇，新增5种附录，序、跋、附记作了较大充实。希望附记和附录能给朋友提示拙作要点，吾所心仪、遵循的学德、学范、致思方法，以及学术交往和阅读、思考范围等信息。

集子收录了笔者近十多年的主要学术性文稿。内容主体为中西经典文本阐释及书评，以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文化比较为序编排。书名改为略带自嘲的“东张西望”。其字面义为，中西文化考察浮光掠影，其见也狭，其识也浅；其隐喻义为，异质文化只有相互注视、理解与吸纳，“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地“拿来”(鲁迅《拿来主义》），才能客观认识自身，并实现文化更新，达至“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文化偏至论》）。

原文首发时文体、体例不一，今次结集一仍其旧。

文章主体是中西经典文本分析。关于文本阐释原则，中外已多有论列，诸如“阐释循环”、“文本超越作者”、“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内证外证”等原则均已耳熟能详。但要合理解读却绝非易事；脱离、割裂整体，望文生解，过度解读等并非个例。

任何阐释都是“以意逆志”，也即以阐释者之“意”（先见、前理解）去“逆”（迎合、接近）作者之“志”，以新时代眼光解读、评鉴经典文本，而非仅止于文本还原、探求作者本意。确如张世英先生所说：“解释历史传统的根本要义就在于指向现在，射向当前。”（《进入澄明之境》，1999）但这也埋伏着一个危险。如梁启超先生所示，中国传统史学有一致命弱点：“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中国历史研究法》）。此谓之“目的论史学”、“立场决定论”。其实，“强史就我”也出现在古典阐释中。中学语文教学中就存在这种弊端。历来都将《荆轲刺秦王》视为反暴政、反专制之作。而拙作《<荆轲刺秦王>的教材、教学问题》，在复原历史现场基础上，详论荆轲刺秦王的非合理性、非合法性，竟被一位史学朋友斥为“思想转向”，放弃反专制立场。殊不知秦王是否专制是个问题，而荆轲刺秦王是否反专制又是另一个问题，需要分别论证。道德理想主义的汉儒，将秦王塑造成暴政符号，一切反对秦王者就均成为反专制英雄，逐渐沦为历史成见。但战国七雄国王，哪个不是专制者？燕太子丹不也是吗？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甘做作政治附庸，紧跟时风，肆意歪曲、拔高先贤，拙集两篇书评，就对于丹、刘东有所批评。

在这里，人文、社科工作者能否在研究中保持“价值中立（悬搁）”就面临考验。所谓“价值中立”，并非要求放弃价值立场，从“一个理智或信念的空白处开始”，而是“要求你没有不可改变的预设，你愿意检验所有的证据，并且如果证据结果与之相对立，你也愿意改变你最初的判断”（苏珊·哈克《理性地捍卫科学》）。总之，不能搞“立场决定论”，以所谓“正确立场”歪屈历史真实。

当然，由于受史观和史料限制，即使力求保持“价值中立”，也未必能作出准确阐释。因此，虚心倾听他人阐释，勿让“先见”变为“成见”，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由个体阐释上升到公共阐释，就十分必要。

恩格斯指出：“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1893年5月11日弗·恩格斯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经典阐释也是一个开放空间，没有最终、最正确的解释，经典就靠不断阐释、再阐释而流传。

笔者的学术兴趣，在于探讨一个个人文问题，而非知识积累与学科建构；在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扩展阅读，鉴别、对比、分析、综合，最后将一点私见形诸文字；阐释力求带点史学、哲学根基，并体现时代介入感，以大文科视野和特定视角作务求“中道”的论析。

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有好奇心，追求新知，能作抽象思维、理论思维。尼采认为：“把某种未知的东西归结为某种已知的东西令人放松、平静、宽慰，此外，还可以给人以一种力量感。面对未知的东西，人们会感到危险、不安和忧虑，—— 第一个本能就是要消除这些痛苦的状况。”（尼采《偶像的黄昏》）认真思考，寻求答案，能消除焦虑，带来平静感，从而令人快乐。美国哲学家吉姆·霍尔特则谓：“当一个解释达到了目的，那感觉，借用美国哲学家C·S·皮果士的一句话，‘就好像钥匙打开了一把锁’”（吉姆·霍尔特《世界为何存在》）。此种快乐，我国古贤也多有表述：“须是知得了，方能乐得”，“思虑有得，中心悦豫”，“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二程《遗书》) 。朱熹甚至替别人的好思考而快乐：“凡人读书，若窥得到道理透处，心中也替他快活”(《朱子语类》）。写作快乐也类此，故有“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可钦”（陆机《文赋》），“写作令我快乐”（[美]史蒂芬·金《写作往事——创作生涯回忆录》）之类表述。凡此，均可与前引孔子论“知”、“好”、“乐”关系相互发明。换言之，真正的人文、艺术爱好者，必定是为此而活并以此为乐者。

健康身体是读书、思考、写作的生理基础，应予重视。但人们往往片面关注健康，困惑于众说纷纭的卫生知识难以自拔。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文件则强调生理、心理、社会维度的“完全状态”：“健康不仅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WHO《组织法》序言）而英国作家凯塞林·曼斯菲尔德在《健康是一种去生活的力量》中指出：健康应该“去过那饱满、成熟、生动的、充满生机的生活”，并说“在这一切之上我最重要的是写作”。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之家”（《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说话能力标志着人之为人的特性。这个标志包含着人之本质的轮廓”（《语言的本质》）。思考必然要求言说，否则等于没有思考。知识分子，则是最应该言说而又有能力言说的人。读书、思考、写作，是一种自我确证和意义建构，从而“把自己活成一道光”（泰戈尔《用生命影响生命》），哪怕是一划而过。

朱自清自题联云：“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叶嘉莹词曰：“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浣溪沙》）晚年闲暇与自由，则是莲心发育的沃水。心灵活跃，乃抗衰良药。歌德主张：“人应该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而不是被年龄所束缚。”（《歌德谈话录》2001年版）退休后20多年的读书、思考、写作，是我一生中最自由、快乐、幸福的时光。前十多年的读思成果是《思路雪鸿》，这些文字则是后来的留痕。

吾所庆幸者，虽耄耋之年，病痛日多，却仍可阅读、思考、写作。若上苍再假我数年，把想读的书读完，想说的话说完，然后撒手而去，以微观粒子汇入浩瀚宇宙，则此生无憾矣。

                                                                                        202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