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文本：

1、《苏格拉底的申辩》修订版，吴飞译、疏，华夏出版社，2017年1月北京第2版，2023年9月第21次印刷。

2、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版第1次印刷。

3、《柏拉图对话集》，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4、《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北京第1版，2007年4月北京第2次印刷。

网络广为流传源于《苏格拉底的申辩》的一句名言：“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或“我什么也不知道” ）。”认为这充分表现出哲人对认识的谦逊态度。

这很可能是读者对原文想当然的误读性简化。不仅从原文中找不到类似表述，也不符合文本事实，因为确实存在大量苏格拉底所“知道” 的事实陈述，怎么能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呢？在《对话集·卡尔米弥德》中，苏格拉底在谈到德尔斐神殿名言“认识自己”时曾指出：“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知道自己所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可见并非“一无所知”。《申辩》还提到，有些追随苏格拉底的青年试着省察别人，“他们发现了无数的人是自以为知道一些，其实知道得很少，甚至什么也不知道”，从而导致被省察的人怪罪于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却从未说过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无所知”的表述，也会导致逻辑悖论：既然“一无所知”，又怎能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呢？结果只能堕入是否“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的彻底怀疑论。

《苏格拉底的申辩》（吴飞译、疏）显示，苏格拉底是在为自己辩诬时论及此事的。他区分了“凡人的智慧”和“比凡人更高的智慧”（王太庆译为“超人的智慧”）这两种智慧。他认为，在德性生活中“未经省察（或译“沉思”、“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人过的生活”，因此要经常“省察”自己和别人，以向“更高的智慧”靠拢。引导人们“省察”自己和别人，而非接受填鸭式灌输，是一种良好启发式教育方式。他省察自己不懂“更高的智慧”；也省察那些“好像有知识的人”，指出他们也无这种智慧，只能浑浑噩噩地生活，结果“被人们忌恨”。那么，怎么理解皮提亚女祭司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呢？苏格拉底的解释是：神谕不过是假借苏格拉底名字为例指出：即使是最智慧如苏格拉底“知道就智慧而言，他真是毫无价值”；苏格拉底比起那些自认为知道他不知道之事的人，承认自己不知道，因而“在这件事上总比他智慧一点”。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申辩篇》意思相近。这就是所谓“无知之知”的含义。

文本解读需顾及全人、全书大语境。柏拉图《理想国》尤其是第七卷（学界认为此卷可靠）中的“洞穴之谕”，或可作为开启“无知之知”之门的钥匙，有助理解其来由及意涵。那些手脚捆绑、背对阳光、只能看到影子的人，实际上就是隐喻自以为有知识的雅典人。他们误以为影子就是“事物本身” ；而一旦解除禁锢，面对阳光，就会“眼花缭乱”，看不到“实物”，感到“痛苦”、“恼火”。这就是凡人智慧和更高智慧的冲突，也是苏格拉底被污蔑的原因。

进而要追问：这“阳光”和“更高的智慧”究竟为何？苏格拉底的回答是：“是要花很大的努力才能最后看见的东西乃是善的理念”；它是 “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 ； “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的决定性源泉” ； “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 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用现代哲学术语说，就是要由个别上升到普遍，由现象深入到本质。只不过是把本质归之于“理念”这个德性“始基”、“本原”罢了。这表明，在西方哲学奠基者苏格拉底那里，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与伦理学显然还是浑然不分，更准确说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从属于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国家）伦理学。其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善好的“理想国”。

而从“善的理念”到“理想国”的中介则是“哲学家”。苏格拉底（或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最有资格做城邦王。因为哲学家是“爱智者”，是热爱和追求最高智慧（善）的人，努力向一种理想境界攀升，能为国家体制设计一个“样板”，一个理想类型，国王应该是“哲学王”。也许有人会批评其精英主义、贵族主义倾向。但在职业分化的初期，强调政治统治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确有极大合理性。苏格拉底曾明确指出：“下判断要根据知识，不能根据多数，那样才能做出好的决定”（《对话集·拉刻篇》），王者应是“有统治知识的人”（色诺芬《回忆录》）。他还说过：平民政治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是“不意落入了最严酷最痛苦的奴役之中”（《理想国》第八卷）。平民专政往往导向暴民统治，中外历史已屡有验证。一个社会，一旦将斗争矛头指向知识精英，就意味着暴民政治抬头。苏格拉底就殉难于此，他以死实践了“善的理念”。

哲学家苏格拉底对“善”作了多方探讨，指出正义，多数人幸福，无私，勇敢，节制，纪律，孝道，文明举止，做分内事等等，都是“善”的表现。同时又承认，这些都不是“善”这个“存在本身”，或者说不是“善”的本质。如他所说：“人们直觉到它的确实存在， 但又对此没有把握；因为他们不能充分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不能确立起对善的稳固的信念” 。但这毕竟作出了方法论贡献，尝试运用归纳法抽象出普遍性。其再传弟子亚里士多德对此予以充分肯定：认为“归纳性的论证”和“普遍性的定义”，应该“归于苏格拉底名下”（叶秀山《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引《形而上学》，第97页）。苏格拉底虽然对“善”及其延伸范畴“正义”，都没有给出明晰定义，但已将其视为人类的“绝对假设”，不言自明的公理，他也假定存在某种称作“好”的东西（《对话集·裴洞（或译为“斐多”）篇》）。

站在新时代高度，苏格拉底的探索也许不无可质疑之处。无论是“善”还是“正义”，这些标示人际良好关系的范畴，其内涵都不可能恒定不变，有个静止、理想的本质等待发现，从而走向本质主义。黑格尔《小逻辑》第二篇《本质论》指出：“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在于认识事物的本质”，“不应当让事物停留在它的直接性里”，但又说“事物的本质”是“永久的东西”，将本质凝固化。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事物本质和概念内涵也会发生变化；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也会有不同认识；而强者定义又往往抢占先机。同时、同一事物本质，还有不同层次，其普遍性定义也分层次，并非整全划一。由于归纳和定义的先天局限，脱离特定社会关系分析，，也很难把握具体的普遍性和事物本质。所以，苏格拉底的认识论和国家论，都有待向实践论、发展观提升。也正由于脱离实践维度，苏格拉底不得不将德性本质探讨和检验标准归之于“只有神知道”，滑向神秘主义。

不过，在高度抽象层面上，苏格拉底在《理想国》第十卷的呼唤，还是值得我们予以响应：“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 人类毕竟不能没有理想之光。

2024年1月5日初稿

附注：柏拉图说的idea和eidos, 著名翻译家陈康、王太庆、王子嵩都认为不应译为“理念”。因为虽然有时似乎指主观概念，但更多的是指认识的客观对象。所以主张译为“相”、“型”，实际上是指一种普遍真相。（见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汪子嵩《前言》）但由于早已约定俗成，至今还是多译为“理念”，给人以纯主观性印象。这关系到对柏拉图“理念”论性质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