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学

人类一直有探求未来的冲动。但在长期比较稳定、停滞的社会，不会产生未来学需求。只有当社会变化加快，现实危机严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时，社会才有预测未来的强烈需求。欧美未来学蓬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决非偶然。西方资本主义经过战后一段繁荣之后，到七十年代又爆发新的危机。如法国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所描述的：当时增长减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变化无常、焦虑不安、隐忧潜伏”，人们充满“对未来的恐惧”（东方出版社，1986，第258、271页）。所以，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初期未来学号称悲观派。但随着高污染制造业向第三世界转移，新材料、新能源陆续发现，互联网的推广，金融衍生产品扩张，又使人们（特别是美国人）满怀希望，从而促成未来学乐观派出现。他们认为，一切危机都可通过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予以化解。《第三次工业革命》似可归入这一派别。

欧美未来学家大多在政府、大企业任职、兼职，与政要、企业家联系密切，而非独立学者。比较而言，罗马俱乐部的独立性相对高一点。从本质上说，此类著作，是由许多新兴产业跨国公司巨头推动，政要支持，试图拯救、改良资本主义，并力图抢占产业、财富先机的理论，虽然对社会主义改革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这类有权力与资本做后盾的著作成为畅销书，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在汇入全球化快速变革的八十年代，大量引进未来学著作也可以理解。

搞未来学需要要极高的条件和成本：充沛资金，庞大团队，高层任职，上层人脉，媒体关系，以及兼通文、理、工科，懂多国外语等等。我们这些人大概无力参与。作为一种方兴未艾的世界性学术思潮，我们应该有所了解，但无需投入过多精力。否则，只会拾人牙慧，劳而无功。

未来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观察社会现象，问卷调查，搜集、分析媒体信息，归纳出趋向性东西，加以想象、类比、推测，作出结论。有时确能抓到某些新苗头，正确预测。如预见到新材料、新能源的利用，亚洲的经济繁荣，教育和知识的重要作用等。致命伤是理论思维贫乏，缺乏抓取深层本质的逻辑说服力，难以准确预见社会整体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论：“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972，549页）未来学至今没有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内在联系的理论框架。或者说，其隐含的逻辑框架是：科技革命决定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决定社会革命的单线良性循环。而这一理论框架，却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不符。第三次产业革命能是个例外吗？

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主张通过信息方式与新能源、新材料结合，进入一种可持续的分散布局的后工业化、后碳时代，形成一种分散型资本主义模式。

作者看到原有经济模式的危机，呼唤新的经济模式，主张可持续发展，当然可取。但这点早由罗马俱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算不得独创。

不过作者的实践性与参与性，直接介入、推动产业变革，值得称道。

某些个别观点也有启发性。如提倡重视大众教育，强调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与合作意识等。

该著的新意或在于（不知是否还有别人提出），提出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能源与信息方式的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大家既制造又分享新能源。但恰恰这一创新，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论证，可能性微乎其微。作者由信息的互联，类比出能源的互联，混淆了虚拟信息与实体能量的区别。即使互联网，也充斥封锁、歪曲、污染、攻击，能源网能弥合各国利益冲突吗？能源争夺不恰是当今国际斗争焦点之一吗？

作者作为未来学乐观派，遵循技术和产业决定论框架，夸大新科技和产业模式从整体上改变世界的作用，忽略了民族、阶级、阶层、文化、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以及人类的贪婪劣根性。认为家庭分散式新能源纳入互联网，大家分享能源，将使人类进入洲际联盟、人类合作的新时代。诸如称“能源机制塑造了文明的本质，决定了文明的组织结构、商业和贸易成果的分配、政治力量的作用形式，指导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生物圈政治将缓慢取代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的转变)”； 洲际经济和政治联盟将加速形成；由财富独占到财富分享；互联网实现了信息的民主化；第三次工业革命能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危机，等等，恐怕都难以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里夫金声称，“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也颇有历史终结论色彩。

历史证明，产业革命并不能单方面决定文明本质。无论是蒸汽机时代和电气化时代，文明的本质都是多元化的。机械化、电气化，未能避免阶级、民族、社会制度的利益冲突，乃至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产生极权主义和霸权主义，以及美苏冷战。

且不说互联网分享新能源能否实现，即使能实现，真的会弥合一切利益冲突吗？他对德国和欧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头地位情有独钟，视之为洲际联盟楷模。而事实却是，至今仍有近20个国家未加入欧盟。即使以欧元为基础的经济联盟，也仍有英国等数国未纳入欧元体系。后来英国又退出欧盟。欧债危机以来，更是矛盾重重，乃至面临分裂危险。

里夫金还预言亚洲和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洲际联盟可能出现。而现实却是，由于历史积怨，领土、领海主权争议，以及缺乏互信，加之美国的挑拨，亚洲国家关系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区域战争，而且看不到和解的前景。

连乐观的托夫勒也承认：人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也是发动战争的途径，能否避免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争还是个问号（《未来的战争》）。在我看来，如果真有第三次工业革命，很可能会导致新的利益分化、冲突和社会动荡，乃至爆发战争。目前，资源争夺已由陆上转到海上，并开始向外星空间扩展。对此应有思想准备。

未来学家大都承认：未来学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某种工程学。在这里，想象力起着很大作用。美国历史学家激烈批评未来学，可能有门户之见，但想象和实证方法的差异或是主因。想象力和洞察力，能给人提供灵感和启迪，有助人们寻求出路。但未来预测，特别是长期预测，只可参考，不可当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未来的冲击》、《2000年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等，也都存在简单化的、罗曼蒂克的想象。时隔三四十年，它们的大部分预测（诸如作业家庭化、劳资冲突消失、教育个性化等）都未实现。也应以此看待《第三次工业革命》。所以，称《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未来指明了方向，是未来社会变革的路线图，都未免过甚其辞。

如果大家真对未来学有兴趣，建议读读其其它著作（中译本）：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世界的未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私有化的局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以及介绍其组织与方法的《决断力》（中国城市出版社，1998）。还有《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池田大作与奥锐里欧•贝恰合著的《二十一世纪的警钟》（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等。其中既揭示现实弊端，也有未来设想；涉及经济、政治、哲学、宗教、伦理等广泛问题。比较起来，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实证性、学术性更强些。高放主编的评《第三次浪潮》（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也可参看。

整个20世纪至今，是科技崇拜和唯科学主义主导的时代，对人际关系（利益关系、思想关系、制度调整）严重忽视，制度创新远远赶不上科技创新步伐。科技崇拜和唯科学主义，实际上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此，人文、社科工作者应该给予高度警惕和关注，避免被人误导并误导别人。实践证明，科技和产业革命，不能保证社会关系良性变革。只要少数政治、经济精英主导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而直接生产者却无足轻重、处于被动地位，任何产业革命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民众受盘剥、奴役的地位。对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可参看发展伦理学家丹尼斯•古莱特的《靠不住的承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他指出科技是柄双刃剑，会带来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