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各地包括台湾，有一个奇异的民俗信仰广为流行，那就是“泰山石敢当”。它是指在民居宅院或要道路口，或埋一块石头，或嵌一方石板、青砖，上刻“石敢当”或“泰山石敢当”字样，以保佑平安，禁压不祥。

在海外华人聚居之地，也可见到这一信仰。它甚至还远播东亚、南美等非华人社区。作为华夏民族相当定型的文化符号，它源远流长，意蕴深广。

源远流长的原始灵石崇拜

李光庭《乡言解颐》云：“石为山骨，为云根，为星精，为艮象。岩岩，山石也。”人类是从大山中走出，我们的祖先，大多依山而居，终日与山石打交道，对石头属性体察至深，久之便产生崇拜心理。山石的巨大坚刚，显示出威严和神圣；巨石的层层包孕，繁殖草木，滋水生云，又透示出神秘的生殖力、生命力。后代的石崇拜心理，大体按这两条路线发展。中国古代社稷用“石主”即属前者；“禹生于石”、“石破北方而生启”的传说，以及孙悟空由“石卵”仙石所生的想象，即属后者。

中国沿海一带，长期流行石头公、石婆婆、石干爸、石干妈信仰。山东鲁南地区就有石婆婆雕像。如小孩子求长命平安，要在二月二、三月三、清明节拜祀石婆婆。江苏海州湾渔民，往往把满月或周岁的孩子抱去认石干爸。

石头崇拜也传布到少数民族地区。云南彝族村寨往往竖立一块巨大的圆柱寨心石，作为村寨的守护神。傣族居住地，则是一种三角石柱的寨心石。阿昌族的寨神也是棵石柱，对它的礼敬超过崇拜天地神灵。而羌族，则崇拜白石头。

石头崇拜也是世界性民俗现象：古代的欧洲，崇拜石斧、石洞；伊斯兰教徒崇拜麦加城的陨石；非洲尼日利亚农民和马达加斯加土著，都崇拜岩石，有的用长方形石头作为镇守整个村寨的灵物。

这种带有泛灵论色彩的灵石崇拜，构成了“泰山石敢当”的辽远文化背景和心理基础。

汉代的“埋石镇宅”信仰

一般研究“石敢当”信仰，均首举西汉史游《急就章》。但作为一种仪式化民俗起源，还是应上溯到更早的“埋石镇宅”习俗。早于史游六七十年的刘安，在其《淮南·万毕术》中记载：“埋石四隅，家无鬼。岁暮腊，埋圆石于宅隅，杂以桃弧七枚，则无鬼役。”

至于《急就章》，其上半部分，意在介绍姓氏，每个三字句的首字均为姓氏。后二字并非实名，是为认字随意设定，但也常含正面寓意，诸如“宋延年”、“冯汉强”、“桓贤良”之类。也许作者正是利用“石”字双关语义，后续“敢当”二字，以诱发“坚石敢于抵挡”语义联想。于是，人们便以“石敢当”三字，命名“埋石镇宅”习俗。

汉代何以会有此俗呢？确如李泽厚所说，汉起楚地，汉文化就是楚文化，其中包括巫鬼传统（《美的历程•楚汉浪漫主义》）。史家论曰：“若两汉，固仍一鬼神术数之世界也。”（吕思勉《秦汉史》）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的贤良文学也曾抨击：“今世宽于行而求于鬼”、“出实物而享虚福”。连号称大儒的董仲舒，也“开始弄神说怪”（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到东汉，更是“经师巫师合而为一”（陈登原《国史旧闻》）。驱鬼“享虚福”，广行民间。由东方朔《神异经》可知，燃放爆竹就是一种驱鬼巫术。“埋石镇宅”，即为流行辟邪巫术之一，它也符合当时人鬼感应的世界观。

需要研究的是，埋石为何要取圆形呢？这或与汉人对“圆”的崇拜有关。因为他们认为，“圆” 为“天” 形，所谓“天圆地方”。《淮南·万毕术》的作者刘安就说过：“圆者，天也”（《淮南子•兵略训》），“天道曰圆”（《淮南子•天文训》）。而在当时，“天道”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汉书•董仲舒传》），甚至要求“屈君而申天”（《春秋繁露·玉杯》）。因此，“圆石”也便有了规范与神圣的意义，自可镇邪降妖。

埋石镇宅，好像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南朝庾信“镇宅神以薶石，厌山精而照镜”（《小园赋》），和《荆楚岁时记》“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为镇宅”的记述推测，从汉代到南北朝，镇石都是埋于地下。甚至认为，埋“赤石”，“必迁官” ；妇姑争斗，门外埋石，“即罢”。其次，是对石头的形制诸如颜色、重量都极讲究。有关古籍详细记载，在什么情况下，各埋何处，埋石多少斤。《宅经》就记述：迁官需埋“悠长五寸”的“赤石”；妇姑争斗，要埋六十斤石，等等。

但埋石的隐蔽性，有可能减弱其威慑力和公示性。因而，便又慢慢脱化出刻字置于明处的表现形式。

唐代符咒化的“石敢当”

北宋刘斧编辑《青琐集》（又名《青琐高议》）载：“庆历四年，秘书丞张纬出宰莆田，再新县中堂，其基太高，不与他室等，治之使平，得一石铭长五尺，阔亦如之。验之无刊镂痕，乃墨迹焉。其文曰：‘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四月十日县令郑押字记’。”清代学者俞樾据此得出结论：“按此则‘石敢当’三字刻石始于唐。”（《茶香室续钞》卷十九）在石上书写文字，很可能是受到南朝道教符箓的影响。

符书本来源于先民的文字崇拜。《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诱注云：“鬼恐为书文所劾，故夜哭。”东汉巫术和道教已用符书，也用于驱鬼。《后汉书•方术传》载：“河南有麹圣卿，善为丹书符劾，厌杀鬼神而使命之。”晋以后，道教符箓更盛。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中著录大符五十六种，合五百余卷。李唐也曾大力扶植道教，“石敢当”民俗受道教符箓影响，完全可能。

但符箓多是文字高度变异，难以辨识。而“泰山石敢当”非是，其明晰文字又带有咒语性质，以恐吓邪魅。到后来，甚至不必将文字刻于石上，只要在黄纸上书写“石敢当”数字，便有同样功效。《壬申南海续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就有道士称：“此宅煞细故，以文字镇之当吉”，因“索纸大书‘泰山石敢当’五字，款题‘纯阳子书’”。这表明，“石敢当”信仰已不局限于石材实物形式，而完全形式化、符咒化了。

明代“石敢当”的人格英雄化

“石敢当”的符咒化也有些缺点，就是过于抽象，稍欠人情味和力度。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人格化和英雄化。

新旧《五代史》都记载：晋高祖在卫州与闵帝议事，闵帝的部下欲谋害高祖。高祖的卫士石敢持铁锤护卫，“于左右格斗而死”。这说明石敢是当时的真实人物。

不知何时，“石敢”竟然变成了“石敢当”。起码明代即已如此。刘元卿《贤弈编》卷四即谓：“敢当姓石，五代时人。刘知远为晋祖押衙，遣力士石敢当袖铁椎侍晋祖，与闵王议事，敢当斗死，杀闵王左右。今人家门外所立之石是也。”清《太原县志》卷十八也谓五代刘知远为太原留守时，“将举大事，募膂力之士，得太山勇士石敢当，袖四十斤铁锥，人莫能敌”。

无论如何，这里表现出岩石灵物崇拜向神偶崇拜过渡，将“石敢当”信仰人格化和英雄化的变异趋势。此与将唐代武将秦叔宝和尉迟敬德当作门神的民俗心理颇为相似。此后，也便时有树立“石将军”人物的习俗。《辍耕录》就记载：“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则立一小石将军，或植一小石碑，镌其上曰‘石敢当’，以厌禳之。” 《徐氏笔精》卷六，曾引赠诗曰：“甲胄当年一武臣，镇安天下护居民。捍冲道路三叉口，埋没泥涂百战身。”诗作充分表现了百姓渴望英雄保护的强烈愿望。因此，明代李贽才说：“莫怪他谓真有其人也，此物比真人还更长久也。”（《李氏焚书》卷五）“石敢当”人物，成了人民美好理想的化身。

“石敢当”的泰山化

“石敢当”何时与“泰山”联系起来，颇难确考。据周郢《“石敢当”与泰山文化》一文考证，时间或在元明时期。明清期间，“泰山石敢当”的记述确实逐渐多起来。明杨慎《杨子卮言》、李贽《李氏焚书》、王君荣《阳宅十书》、姜准《岐海琐谈》，清代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王棠《燕在阁知新录》、李斗《扬州画舫录》、袁栋《书隐丛说》、郝懿行《证俗文》等均有记载。由《古夫于亭杂录》记述推测，“泰山石敢当”之称谓，可能先现于齐鲁，然后渐次扩大地域范围。

“石敢当”信仰与“泰山”联姻，与泰山“五岳之宗”、“五岳独尊”的尊严地位有直接关系。泰山石也便随之身价倍增。汉代即有泰山莱芜山“有大石自立”、“有白乌数千集其旁”（《汉书•五行志》、《汉书•眭弘传》）的记载，可见泰山石的神秘力量。元明已降，随着泰山尊严地位的日渐强化，泰山石也便更加贵重。泰山绝顶竦立的巨石，俗称之“真泰山”。清代，就有游人“多斸以携归，为镇物，谓之‘真泰山石敢当’”（张体乾《东游纪略》卷上）。所谓“泰山石敢当”者，“意为泰山之石，足可压倒一切也”（胡佳烓《泰山石敢当考》）。在国人看来，泰山乃国泰民安之象征。因而“‘泰山石敢当’之意义，亦以表示泰山为生民生活之保障”（易君左、王德林《定泰山为国山刍议》）。

把“泰山”与“石敢当”相联系，或也与“泰山治鬼”说有关。自汉代以来，泰山就成为治鬼之山，有“生属西安，死属泰山”之说。泰山神自然也就是治鬼之神，能禁压不祥。把有治鬼功能的泰山与有驱邪功能的“石敢当”相结合，自也顺理成章。

屈万里则认为，“石敢当”加“泰山”二字，或与《万毕术》所述石色有关。盖因《万毕术》所说“埋石”，是一种“苍石”；而苍色属木，与东方相应，泰山则为东岳；“东岳泰山之石，既应苍色，又是五岳之尊，自然比普通的石头更有灵验了”（《石敢当碑和指路碑》）。这种分析，也不无道理。

结语：一个多信仰复合的民俗典型

从传统民俗学民俗分类角度看，“泰山石敢当”大体属于生活类信仰民俗中的辟邪民俗。但笔者尝试从民俗内容、形式及功能繁简度出发，再作单一信仰与多元信仰分类。

“泰山石敢当”即属后者。其源头，是原始神话思维泛灵论中的灵石崇拜；正式形成于汉代“宅解”巫术；而后扩展为各种“犯冲”方位破解术；符咒信仰又使它由实物形态向形式化转换；而英雄崇拜则使其由抽象化变为人格化和形象化；与泰山崇拜的合流终于定格为“泰山石敢当”。适应社会需要的民俗变异性，使石敢当信仰内容、形式不断层累、叠加，最终成为一种多信仰复合的民俗典型。

诚如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所说：“对民众来说，民俗的功能比民俗的形式和起源更重要。”（阿兰•邓迪斯《世界民俗学》第390页）“石敢当”最初功能单纯，无非就是驱邪镇宅。但从南朝埋石记述，莆田唐代石铭，以及敦煌写卷《用石镇宅法》等文献考察，其功能已远超镇宅范围，而遍及防病、保财、祈年、买卖、官运，以及协调家族关系、确保社会秩序等广泛领域，成为多功能、全方位的保护神。这又属于其功能上的层累与叠加。

也许正是这种多信仰、多功能复合的特征，使“泰山石敢当”民俗在世界华人文化圈广为流传，比其它民俗具有更多受众。这也许可以成为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理据。

自古迄今，都有人批评此俗为“虚诞”、“淫祀”、“迷信”。康有为甚至斥其“于国为大耻，于民无少益”（《戊戌奏稿》）。但信仰民俗却有其自身发展逻辑。如真的“于民无少益”，它就绝不可能存在。正如英国心理学家欧内斯特•琼斯所说：“民俗与我们直接的愿望和恐惧密切相关”（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第139页）。只要民众无法把握其环境和命运，存有对未知灾难的恐惧，以及平安度日的愿望，此类民俗就有市场。因此，“石敢当”民俗至今广为流行，写有“泰山石敢当”字样的泰山石也销得很火。它的作用，绝非全属负面。它寄托着民众惩恶扬善的价值观，满足了人们维护正义、抗拒邪恶的愿望。现在大概没有几个人，真的拿它来镇宅驱鬼，而只是求个吉利，表达美好祈愿，甚至只是一个纪念，一份好心情。海外华人，还可通过它获得一种文化认同和归属。也许，我们还可以与时俱进，以之自我激励，赋予崭新时代内涵：以“石敢当”不怕鬼、不信邪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战胜新时期面临的内忧外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