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遗嘱

1.我接受马克思的理论，主要是1948年读周建人编译《新哲学手册》中《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的节译，当时我非常费劲地仔细研读并完全信服了（当然后来又多次读过）。至今没多少根本上的改变，觉得比起来自己学马克思的起点较高。

2.六十年代初，我已较明确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工具、科技、生产力，向外走，我是向内走；他走向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批判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等等，我走向文化心理形成、理性来源、情理结构等等；他更重视历史的社会变迁，我更看重历史的心理积累，后来就与康德联系上了。再往后，我提出“新感性”等，并日益突出“情本体”等概念和词语，等等。

3.循马克思、康德前行。

4.我也趁此机会，公开宣布我撤销以前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称号。虽然我仍然继续同意并吸收消化了马克思关于工具、科技、生产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这一“hard core”和经济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等历史观点，但仅此一点，恐怕也不能就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在新写的“康德新探”（即《批判哲学的批判》）英译本序中用三个“不是”(no)和一个“是”(yes)间接点出了这点。该书毕竟是40年前写的，章章多引马列以为护符，但以一个“是”，即使是hard core的“是”来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实在是太勉强太没资格了，所以应予撤销。——这算是我的“学术遗嘱”吧。如有何反响，年已九旬，不作复了。

（李泽厚《寻求意义•探寻语碎》之六，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